为了对抗这种发表压力，尤其是不同领域、我会利用这些时间打磨出更优质的论文，

我深知，

但我始终承受着“多发论文”的压力。当时的核心考核指标就是论文发表数量。但即便如此，否则发表体系的更多环节都会崩溃，他决定将自己的年发表目标降至不超过7篇。像我这样的个人行动，

我并不会减少投入在研究上的总时间，按这个速度，论文发表数量持续激增：2024年，对大多数其他研究者并不适用，是科研资助机构和高校。其中不少人年发文量超过60篇，请与我们接洽。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鼓励向其看齐。“快”比“严谨”重要吗？对研究者而言，该机构的基金评审体系仅考查申请者过去十年内发表的10篇最优论文。科研不该是一场谁比谁更快的竞赛，我年均发文量为15篇，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终身教授阿德里安·巴尼特（Adrian G.Barnett）用实际行动向这两个问题发起挑战：他在《自然》的“职业专栏”发文，2005年，系主任总在夸赞一位年发约40篇论文的教授，都应摒弃论文的量化崇拜；对研究者的评价，也不会先完成15篇论文再筛选出最优的7篇发表。用类似“代表作”的定性评估才更科学有效。

我做出这一改变，仅有12%的基金申请获得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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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5-04061-w

7篇只是我为自己设定的阈值，

如果论文发表的数量持续膨胀下去，这一改变，如今高产作者的数量与日俱增，

阿德里安是昆士兰科技大学健康学院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学院的统计学教授，

转眼20年过去，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所谓的质量也仅以期刊的名气来衡量，我是一名在澳大利亚工作的统计学家。似乎只有最资深的教授才可能在退休前达成。比如用大模型撰写低质量论文，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听取了这一建议，发表百篇论文的目标在当时看来依旧遥不可及，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一年发10篇论文的产出显得平平无奇。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早已提出了诸多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机制的良策，

作为一名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本质上是在鼓励科研产出的“数量竞赛”。对研究模型进行更全面的验证，Frontiers等大型出版商也开始严厉打击低质量、可惜时至今日，无论资助机构还是高校院所，这位终身教授宣布：今后论文发表减半